文艺批评 | 陈子善：1930年代上海重要文学刊物两种重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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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

创刊于1928年3月的《新月》月刊同1932年9月创刊的《论语》半月刊一道，共同改写了1930年代上海的文学地图。本篇文章分为两部分，陈子善老师分别对《新月》、《论语》这两种文学期刊进行重新梳理和评价，或评述其在文学面向所取得的成就，重新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定位；或详细展现杂志不同时期的不同特色及人事变迁，为我们生动地再现了1930年代现代文学的历史场景。

感谢作者陈子善授权文艺批评发表！

陈子善

1930年代上海重要

文学刊物两种重评

一、《新月》重评

1928年3月10日，一种新的文学杂志《新月》月刊，在上海文坛横空出世。《新月》创刊号署“编辑者徐志摩闻一多饶孟侃”，“发行者上海望平街新月书店”。时隔三十四年后，“新月派”重要成员梁实秋对《新月》的创刊，有如下深情的回忆：

“

《新月》出版了，它给人的印象是很清新。从外貌上看就特别，版型是方方的，蓝面贴黄签，签上横书古宋体“新月”二字。面上浮贴一张白纸条，上面印着要目。方的版型大概是袭取英国的十九世纪末的著名文艺杂志Yellow Book的形式。这所谓的《黄皮书》是一种季刊，刊于一八九四至九七年，内有诗、小说、散文，作者包括Henry James，Edmund Gosse，Max Beerbohm，Earnest Dawson，W．H．Davis等，最引人注意的是多幅的Aubrey Beardsley的画，古怪夸张而又极富颓废的意味，志摩、一多都很喜欢它。[1]

”

《新月》是新月派同人在1927—1928年间汇聚上海之后创办的一份新的机关刊物。新月派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一个极为重要的新文学流派，尤以倡导新格律诗在文学史上留下了深刻的印记。而新月派是由1923—1924年间在北京出现的新月社衍变而来的。这个被徐志摩称之为“最初是‘聚餐会’，从‘聚餐会’产生‘新月社’，又从新月社产生‘七号’的俱乐部”[2]的北京“一些文人和开明的政客与银行家”[3]的聚会，以徐志摩于1925年10月1日起主编《晨报副镌》而逐渐转变为以创作新诗为主的新文学同人团体，其鲜明的标志即为1926年4月1日创刊的《晨报副刊·诗镌》，《诗镌》由徐志摩主编，闻一多、朱湘、饶孟侃、刘梦苇、朱大枬等为中坚，而徐、闻、饶三位后来正是《新月》月刊的首任编辑组合。

《新月》月刊

《新月》是在中国新文学中心南移的背景下诞生的。1927年4月，国民党政府定都南京。在此前后，文学研究会机关刊物《小说月报》、创造社机关刊物《创造月刊》都继续在上海出版；同年11月，原在北京出版的语丝社机关刊物《语丝》周刊也迁到上海，由已经定居上海的鲁迅接编；再加上夏丏尊主编的《一般》、曾孟朴父子主编的《真美善》月刊等，上海文坛一时各种文学流派纷呈，争奇斗艳，热闹非凡。上海取代北京，已俨然成为中国新文学的新的中心。在此文坛态势下，以胡适、徐志摩、梁实秋等为代表的一批留学欧美的作家学者也先后来到上海，他们不甘寂寞，急于再次发出自己的声音，先开办新月书店，[4]再创刊《新月》月刊，也就理所当然。

前期《新月》的灵魂人物是徐志摩，因为为创刊积极奔走组织的是他，创刊后实际编辑刊物的也是他。梁实秋就曾回忆道：《新月》“编辑人列徐志摩、饶子离、闻一多三个人。事实上饶子离任上海市政府秘书，整天的忙，一多在南京，负责主编的只是志摩一个人”。[5]《新月》创刊号上的代发刊词《我们的态度》也出自徐志摩手笔，文中批评了“一感伤派二颓废派三唯美派四功利派五训世派六攻击派七偏激派八纤巧派九淫秽派十热狂派十一稗贩派十二标语派十三主义派”等作者认定的当时流行的十三种文学派别，然后指出：

“

商业上有自由，不错。思想上言论上更应得有充分的自由，不错。但得在相当的条件下。最主要的两个条件是（一）不妨碍健康的原则（二）不折辱尊严的原则。

”

这就是徐志摩揭橥的有名的 《新月》“健康与尊严”原则，曾受到左翼文学阵营的批评。但平心而论，徐志摩本意并非特别针对左翼，而是就当时他认为的新文学文坛上一些较为普遍的不良现象而言的。

徐志摩

与其他一些大型新文学刊物如《小说月报》、《现代》等有所不同，《新月》的编辑者和发行者几经变动。据版权页显示，《新月》自1929年4月10日第2卷第2号起，编辑者为“梁实秋、叶公超、潘光旦、饶孟侃、徐志摩”；1929年9月第2卷第6、7页合刊起，编辑者为梁实秋；1930年4月第3卷第2期起，编辑者为罗隆基；1932年9月第4卷第2期起，编辑者为叶公超，发行人为邵浩文（邵洵美）；1932年11月第4卷第4期起，编辑者为“叶公超、胡适、梁实秋、余上沅、潘光旦、邵洵美、罗隆基”，出版者为邵浩文，直至1933年6月第4卷第7期停刊止。同时，《新月》虽曰月刊，自第2卷起出版周期很不正常，版权页所刊出版日期与实际出版日期大相径庭；第３卷第3—12期更不再标明出版日期，至第 4卷起才逐渐恢复。[6]上述两点，在阅读和研究《新月》时是必须加以注意的。

作为新文学刊物，《新月》在新诗、小说、散文、戏剧和文艺评论众多方面都有骄人的贡献。如果说新月派文学以《晨报副刊·诗镌》为滥觞，那么《新月》就是集大成者了。新诗在《新月》发表的文学作品中占了很大的比例，特别是在刊物的前期和后期，而且创作与翻译并重，新格律诗与自由诗并重，理论阐述与中外诗人传记并重。不但徐志摩、闻一多、饶孟侃、孙大雨等《诗镌》原班人马不断有新著译发表，更有陈梦家、方玮德、荻荻（何其芳）、曹葆华、梁镇、沈祖牟、卞之琳、孙洵侯、孙毓棠、臧克家、林徽因、李广田等新诗新锐先后在《新月》亮相，其中不少成为新月派的后起之秀。[7]即便像卞之琳、何其芳、臧克家这些后来诗风大变的新诗人，他们是在《新月》这样有影响的全国性文学杂志上起步的，也是不争的事实。此外，《新月》上关于新诗的理论探讨，如沈从文的《论闻一多的〈死水〉》，闻一多、胡适关于陈梦家、方玮德新诗的诗论等等，也值得一提。《新月》为徐志摩主编的《诗刊》的诞生作好了准备，也为新月诗派的成熟做出了必要的努力，虽然还存在种种不足。正如梁实秋后来所分析的：

“

《新月》月刊以相当多的篇幅刊载新诗，写诗的人也慎重其事的全力以赴，想给新诗打一点基础，但是成就有限，仅在新诗发展过程中留下一点涟漪，超越了早期白话诗的形态，这一点是做到了。写令人能懂的诗，不故弄玄虚，不走晦涩的路子，这一点也做到了。可是距离建立新诗的典型，还差得远。我觉得《新月》努力的方向是正确的……[8]

”

闻一多

《新月》发表的小说也较有特色。现代文学史上早有定评的沈从文的 《阿丽思中国游记》、废名的《桥》下卷两部长篇都是在《新月》连载的，林徽因的《窘》则是她的小说处女作，还有凌叔华的《小哥儿俩》等一系列短篇、高植的《月》等一系列短篇、冰心的《分》、何家槐的《湖上》和靳以的《娴君》，甚至徐志摩也亲自披挂上阵，写了《珰女士》（未完）等。叶公超后来在《〈新月小说选〉序》中对《新月》所刊小说的三种倾向作了确切的概括：

“

（《新月》的小说）可以代表民国三十年代的三种趋势：第一，是当时《新月》这般人都受了西洋文学的影响，又对自己的社会正在发生了一种新兴的兴趣。便试图以西洋文学的技巧，来表现传统社会中人物的真实生活。这些人物的存在性，使我们认识了许多当代中国社会生活的各种层面。二是在新旧传统交替的情境中，对当时新兴知识阶层生活态度的批评。谈到这里，便令人想起“讽刺”，在这个集子中的许多小说，都包含着一些讽刺。例如沈从文，在他的小说中便常常讽刺。还有陈西滢、凌叔华与林徽因或多或少也有。他们有时是对一般的，有时则是对受西方教育回来的新兴知识分子，这也使我们认识了当代中国社会的许多层面。三是表现了当时的青年人对社会与传统的反抗态度。[9]

”

《新月》发表的散文同样名家与新锐荟萃，值得注意。徐志摩的《浓得化不开》、《死城》等篇自不必说，胡适的《名教》、周作人的《穷袴》、俞平伯的《中年》、叶公超的《小言两段：扑蝴蝶、谈吃饭的功用》、废名的《纺纸记》、秋心（梁遇春）的《又是一年春草绿》、陈梦家和方令孺的《信》、储安平的《豁梦楼暮色》、常风的《那朦朦胧胧的一团》，以及周作人的《志摩纪念》、郁达夫的《志摩在记忆里》、方令孺的《志摩是人人的朋友》等一组感人至深的悼念徐志摩文，都是各具风格的佳作。特别是连载的胡适《四十自述》，开了新文学家撰写自传的先河。而梁实秋不但发表了《绅士》、《纽约的旧书铺》等已具“雅舍小品”雏型的散文，而且还发表了《论散文》、《谈志摩的散文》两篇重要评论，对白话散文从理论到创作实践颇多发挥，他提出的“志摩的散文在他的诗以上”[10]的观点尤具启迪。

方令孺

以往的论者往往忽略《新月》在现代话剧方面的建树，其实新月派自余上沅主编《晨报副刊·剧刊》起，[11]就对国剧和现代话剧给予了足够的关注。而《新月》第1卷12期中，几乎每期都刊登话剧剧本和研究戏剧、评论话剧的文字。推介莎士比亚和奥尼尔、品评元曲《梧桐雨》之余，徐志摩、陆小曼合作的五幕剧《卞昆冈》、欧阳予倩的五幕剧《潘金莲》也先后揭载。以后的《新月》对独幕剧这种短小的话剧形式情有独钟，既接连发表顾仲彝、李青崖、马彦祥等的译作，也不断推出丁西林、陈楚淮的创作。尤其是陈楚淮，他是《新月》一手培养的话剧新锐，《新月》先后发表了他的三幕剧《金丝笼》、四幕剧《韦菲君》，独幕剧《药》、《桐子落》、《浦口之悲剧》、《骷髅的迷恋者》等，可谓不惜篇幅。陈楚淮的话剧成就长期被埋没，有待重新研究和评价。

当然，文学批评和文学史研究在《新月》中也占着显著的位置。在中国古典和近代文学研究领域里，胡适的《考证〈红楼梦〉的新材料》在“红学”研究上自有其划时代的意义，闻一多的《庄子》、徐志摩的《〈醒世姻缘〉序》、中书君（钱锺书）评周作人《中国新文学的源流》等篇也颇为重要。刘英士负责的“书报春秋”和叶公超、梁遇春负责的“海外出版界”两个一直固定的专栏也是学术视野开阔，评介海内外新版书刊时有洞见。更必须一提的是，自1930年1月第2卷第6、7期合刊发表《文学是有阶级性的吗？》、《论鲁迅先生的硬译》开始，梁实秋在《新月》上与鲁迅及左翼文学阵营正式展开了激烈的论战。梁实秋先前曾撰文高度评价鲁迅的杂文，[12]此时却“批评了鲁迅，这些文字发表在 《新月》上”，梁实秋后来回忆道：“这只是我个人的意见，我并不代表《新月》。”[13]这场论战是1930年代自由主义文学家与左翼文学家第一次较为全面的驳难，涉及文学有否阶级性、文学作品应否表现“普遍的永久的人性”、文学与革命、文学与宣传、文学与道德、文学与大众、如何看待“无产阶级文学”、如何翻译文艺理论等一系列重要问题。撇开双方都有意气用事这点不谈，梁实秋提出的 “拿货色来！”的诘问，[14]倒是值得深思的。这场论战双方各持己见，各不相让，虽以梁实秋离沪赴青岛大学执教后暂告一段落，但影响极为深远，至今仍为海内外论者所不断评说。

梁实秋

尽管文学是《新月》的主干，但《新月》并不是一个纯文学杂志。梁实秋后来特别指出：“《新月》是一个综合的刊物，一般思想与文艺并重。”[15]《新月》创刊号固然是清一色的文学，文学评论、创作（包括新诗、小说和散文）、翻译及文学史考证等，各体皆备，但一个月后出版的《新月》第１卷第２期马上刊出潘光旦的论文《德日尼族性相肖说》，这就说不上与文学有多大关系了。以后学术思想方面的文章陆续有所增加。综观总共四十三期的《新月》，所谓“一般思想”真是十分丰富，先后发表了哲学、政治学、历史学、社会学、宗教学、教育学、法学、经济学、人口学、优生学、语言学、文字学和海外汉学，乃至物理学等方面的论文和译著，堪称琳琅满目，蔚为大观，更不乏真知灼见。这么多被忽略的颇有价值的学术文化资源，还有待相关学者发掘、研究和评估。

新月派同人作为留学欧美归来的知识分子，不但学有专长，其中一部分还颇有议政的冲动。他们中“几个朋友”为了“建设一个健康与尊严的人生”，原拟在《新月》“月刊外（这是专载长篇创作与论著的）提另出一周刊或旬刊，取名 《平论》（由评论社刊行 ）”，[16]然而此议未果，从1929年4月第2卷第2号起，《新月》就“想在思想及批评方面多发表一些文字……如果我们能知道在思想的方向上至少，我们并不是完全的孤单，那我们当然是极愿意加紧一步向着争自由与自由的大道上走去”[17]。于是，《人权与约法》（胡适作 ）、《专家政治 》（罗隆基作）、《论思想统一》（梁实秋作）、《我们什么时候才可有宪法？》（胡适作）、《知难，行也不易》（胡适作）、《论人权》（罗隆基作）、《新文化运动与国民党》（胡适作）、《告压迫言论自由者》（罗隆基作）、《孙中山先生论自由》（梁实秋作）……源源而出，抨击国民党政府的专制统治体制，反对“训政”，倡导自由，维护“人权”，呼唤尽快实行法制，前后历时约一年半。[18]《新月》这一系列尖锐的言论震动了当时的思想文化界，也在社会上引起了很大反响，招致当局的竭力压制，[19]从而在中国现代思想和政治史上写下了浓重的一笔。

随着徐志摩、梁实秋、胡适等相继离沪，又因 “人权运动”讨论引发国民党当局的高压，《新月》被认定“累载反动文字”而“密令”“没收焚毁”，[20]主编罗隆基也曾被捕，[21]《新月》自第2卷以后一度陷入低谷，出版断断续续。后邵洵美加盟 《新月》，叶公超又接编《新月》第4卷，力挽狂澜，才较有起色。叶公超还在1932年1月第４卷第１期上翻译了英国女作家吴尔芙（伍尔夫）的《墙上一点痕迹》，这是首次向中国读者介绍西方“意识流”小说。但《新月》毕竟已是强弩之末，坚持至1933年6月出版最后一期即第4卷第7期后停刊。

胡适

据粗略的统计，《新月》撰稿人总共约160余位。除了上文已经提到的各位之外，还有作家郑振铎、王鲁彦、庐隐、冯沅君、苏雪林、陈西滢、杨振声、顾一樵、陈铨、毕树棠、李长之、许君远、赵景深、张若谷、郭子雄、赵少侯、王实味、石璞、莫辰（罗大冈）、杨季康（杨绛）等位，学者任鸿隽、梁漱溟、吴景超、卫聚贤、朱东润、沈有乾、全增嘏、王造时、王伯祥、闻家驷、吴世昌、浦江清、刘大杰、李辰冬、余冠英等位，有不少自然是作家和学者身份兼而有之。此外，徐悲鸿、刘海粟、江小鹣、常玉还有印度诗人泰戈尔也在《新月》上发表过画作。这样强大的作者阵容，在中国现代文学期刊中是不多见的。从中不难看出，《新月》的大部分作者，当时已经是或者以后成长为中国现代文学史和学术史上的杰出人物。

《新月》总共存活了五年又三个月，在中国现代文学期刊史上时间不能说很长，但也不算短暂了。作为新文学流派重要一支的机关刊物，作为1930年代初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主编的主要的文学杂志，《新月》的存在体现了中国现代文学的多样性和多元化。《新月》停刊之后，胡适在北平创办《独立评论》，可视作《新月》议政梦想的拓展；叶公超等在北平创办《学文》，也可视作是《新月》文学追求的再现。总之，都可视为《新月》的延续，新月派的再出发。而今《新月》留下的这笔文学和学术文化遗产，在中国现代文学史和学术史上的成败得失，也期待文学史家、学术史家继续深入探讨和总结。

正是由于《新月》具有举足轻重的文学史地位，早在1985年6月上海书店就解放思想，出版了《新月》影印本，虽然当时还是 “内部发行”，[22]但对1980年代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界的“重写文学史”无疑起到了明显的积极作用。三十年以后的今天，重新影印《新月》公开出版，又新编总目和篇名索引，使之更为完备，更便于使用。完全可以预期，新影印本问世之后，将会进一步推动中国现代文学史和学术文化史研究的深入。

二、《论语》重评

距今八十二年前的1932年9月16日，上海文坛出现了一份崭新的刊物——《论语》半月刊，主编林语堂。[23]《论语》的创刊，大大改写了1930年代上海的文学地图。

1932年1月上海“一二八”事变之后，由于商务印书馆毁于日本侵略军炮火，中国现代文学重镇的文学研究会机关刊物——改革后的《小说月报》被迫停刊。为了填补这个空白，短短四个月后，施蛰存主编的大型文学月刊《现代》在上海问世。然而，这毕竟只是一枝独秀。又过了四个月，《论语》半月刊创刊。再过了十个月，“上海文学社”实为傅东华主编的大型文学月刊《文学》也创刊了。上海文坛终于形成了《现代》、《论语》、《文学》三大刊物鼎立的新格局。

上海“一二八”事变

对《论语》的创办，当事人留下来不少回忆，大致相同又不尽相同。据《论语》同人章克标晚年回忆，1932年夏天，他与林语堂、李青崖、沈有乾、全增嘏等位在邵洵美寓，“一面纳凉一面闲话，大家提出要做一本杂志消消闲，发发牢骚，解解闷气，是‘同人’刊物的样子”[24]。不过，郁达夫1936年2月在接编《论语》时公开说过：“《论语》出世的时候，第一次在洵美的那间客室里开会，我也是叨陪末座的一个。”[25]而在更早的时候，林语堂是这样表述的：“《论语》地盘向来完全公开。所谓‘社’者，全、潘、李、邵、章诸先生共同发起赞助之谓也。”[26]由此看来，如果说林语堂、全增嘏、潘光旦、李青崖、邵洵美、章克标、沈有乾、郁达夫等人都不同程度地参与了《论语》的创办，也许是比较符合史实的。

《论语》月刊

不管怎样，《论语》和“论语社”应运而生了。“论语”刊名是章克标想出来的，他当时“忽然从林语堂的姓名‘林语’两字想到了声音相近似的‘论语’，心里想大家不是又论又议，有论有语？干脆借用中国人全不生疏的孔夫子的 《论语》来做刊名，岂不很好？”[27]封面上的 “论语”两字由林语堂选用郑孝胥的法书，刊物则由邵洵美主持的上海时代书店出版。

《论语》的问世，圆了林语堂的一个梦。其时林语堂在海上文坛锋头甚健，但他与鲁迅、郁达夫等友人不同，从未编过文学杂志，《论语》的创办，是他主编文学杂志的首次尝试，而且一炮走红。林语堂之后续编《人间世》，再编《宇宙风》，不能说与《论语》无关，《论语》是他成功的第一步。

《论语》的问世，也为林语堂提倡“幽默”提供了一个新的平台。林语堂一直是“幽默”的身体力行者，把英文Humour译成“幽默”就出自林语堂之手。早在1924年5月23日和6月9日，他就在北京《晨报副镌》接连发表《征译散文并提倡“幽默”》和《幽默杂话》，认为“中国文学史上及今日文学界的一个最大缺憾”就是不讨论、不欣赏“幽默”（Humour）。[28]因此，他主编《论语》，一开始就旗帜鲜明地提出：“《论语》半月刊以提倡幽默文字为主要目标。”[29]在《论语》最初几期，林语堂在《缘起》、《我们的态度》和《编辑滋味》等一系列文章中反复申明这个观点。当他把《论语》编务移交给陶亢德时，又对《论语》的性质和编辑方针等作了进一步的阐释：

“

《论语》个性最强，却不易描写，不易描写，即系个性强，喜怒哀乐，不尽与人同也。其正经处比人正经，闲适处比人闲适。或余心苦，而人将疑为存意骂老朽，或余心乐，而人将疑为偷闲学少年。然苦乐我自尝之，不求人理会，人亦未必理会。或有人所视为并不幽默者，我必登之，或有视之为荒唐者，我必录之。此中景况，惟有神会，难以形容。大概有性灵，有骨气，有见解，有闲适气味者必录之；萎靡，疲弱，寒酸，血亏者必弃之。其景况适如风雨之夕，好友几人，密室闲谈，全无道学气味，而所谈未尝不涉及天地间至理，全无油腔滑调，然亦未尝不嬉笑怒骂，而斤斤以陶情笑谑为戒也。“两脚踏东西文化，一心评宇宙文章”，最吾辈纵谈之范围与态度也。[30]

”

当然，到底什么样的文章才算“幽默文字”，自可见仁见智。纵观《论语》发表的文字，确实有油滑无聊之作，也决非篇篇“幽默”，如创刊号发表的郁达夫的名作《钓台的春昼》，就是一篇慷慨激昂、直指时弊之作。但是，如果把自《论语》创刊号起，林语堂所发表的《中国何以没有民治》、《脸与法制》、《又来宪法》等一系列“论语”专栏杂文，《阿芳》、《萨天师语录》、《上海之歌》等一大批散文等加以系统考察，或许就会对林语堂如何实践他自己所主张的“幽默文字”以及可能隐藏在“幽默文字”背后的用意和所指有一个全新的认识。

根据1932年10月1日《论语》第2期刊出的“长期撰稿员”名单，《论语》最初的作者群除了发起人，主要由三部分人组成。首先为林语堂《语丝》时期的同人，包括刘半农、孙伏园、孙福熙、章川岛、俞平伯、章衣萍等，其次为《新月》同人，如刘英士等，还有与林语堂关系密切的赵元任、谢冰莹等，他们中的大部分确实成为《论语》“长期”的支持者。特别是后来朱佩弦（朱自清）、丰子恺、老舍等陆续加盟，又推出了写“京话”专栏的姚颖、写“西北风”和“东南风”专栏的大华烈士（简又文）、老向（王向辰）、海戈、何容，以及徐訏、黄嘉德、黄嘉音、周劭等后起之秀，作者极一时之盛，以至当时海上文坛流传“论语八仙”之说，[31]而林语堂晚年忆及《论语》的作者，也颇为自得。[32]

这里有必要简要梳理一下鲁迅与《论语》的关系。林语堂在鲁迅逝世后回忆：“鲁迅与我相得者二次，疏离者二次，其即其离，皆出自然。”[33]《论语》半月刊的创办，正值鲁迅与林语堂第二次“相得”之时。在林语堂主编 《论语》一年期间，鲁迅为之撰杂文五篇，即 《学生和玉佛》、《谁的矛盾》、《由中国人的脚，推定中国人之非中庸，又由此推定孔夫子有胃病——“学匪”派考古学之一》、《王化》、《“论语一年”》，[34]以及复读者函一通，这无疑应视为鲁迅对 “老朋友”办杂志的支持，又何尝不可视为林语堂对鲁迅的支持？[35]特别是《王化》一篇，鲁迅最初投给《申报·自由谈》，被国民党当局新闻检查处查禁，改投《论语》，才得以刊出，[36]且编排在该期《论语》第二篇，可见编者之重视。这种情形与鲁迅另一篇名文《为了忘却的记念》辗转“两个杂志”“不敢用”，改投施蛰存主编的《现代》始得刊出，庶几相似。[37]如果施蛰存发表《为了忘却的记念》被视为与鲁迅关系中的一个亮点，传为美谈，那么，林语堂同样冒着一定风险发表《王化》，不也应给予相同的评价吗？

鲁迅与林语堂

然而，鲁迅对林语堂在《论语》上提倡“幽默”其实是不以为然的，他在《“论语一年”》中直言不讳：“老实说罢，他所提倡的东西，我是常常反对的。先前，是对于‘费厄泼赖’，现在呢，就是‘幽默’。”鲁迅不但明确表示“我不爱‘幽默’”，而且认为《论语》“要每月说出两本‘幽默’来，倒未免有些‘幽默’的气息”，但究其实，“和‘幽默’是并无什么瓜葛的”。[38]尽管如此，林语堂并不以为忤，照样发表鲁迅这篇“祝贺”《论语》创办一周年的文字。因此，必须承认，在《论语》前期，鲁迅林语堂仍然求同存异，保持合作，两人的第二次“疏离”，则要到林语堂创办《人间世》之后。[39]

《论语》创刊号一纸风行，多次重印，以至1933年也被称之为“幽默年”。1934年10月，林语堂因新创办《人间世》半月刊，把《论语》编务交给《论语》的作者陶亢德负责。陶亢德主编《论语》从1933年10月16日第27期起至1936年2月16日第82期止，他萧规曹随，尽心尽力，使《论语》稳步前行。因此，从创刊至第82期，应视为《论语》的林语堂、陶亢德时期。

陶亢德

自1936年3月1日第83期起，《论语》主编再次易人，由远在福州的郁达夫遥领。郁达夫发表《继编〈论语〉的话》，自认是“一个根本就缺少幽默性的笨者”，同时透露“鲁迅先生有一次曾和我谈及，说办定期刊物，最难以为继的有两种，一种是诗刊，一种是象《论语》那么专门幽默的杂志；因为诗与幽默，都不是可以大量生产的货物”。[40]郁达夫并未真正“继编”《论语》，但“难以为继”还得继续，《论语》具体编务自第83期起就由邵洵美“偏劳”。是年8月，林语堂离沪赴美，虽然他后来仍时有佳作揭载于《论语》，《论语》的林语堂、陶亢德时期由此告一段落。到了1937年4月16日第110期，邵洵美也邀请《论语》的作者林达祖参与编务，《论语》的邵洵美、林达祖时期就这样开始了。[41]

在林语堂、陶亢德时期，《论语》设有 “论语”、“雨花”、“古香斋 ”、“月旦精华 ”、“幽默文选”、“群言堂”、“卡吞”等栏目，丰富多彩。而且，先后编选了“萧伯纳游华”、“西洋幽默”、“中国幽默”和“现代教育”（上下）等专号，“萧伯纳游华专号”影响尤其大。到了邵洵美、林达祖时期，在保持《论语》原有特色的同时，又不断有所调整和开拓。一方面，周作人、梁实秋、施蛰存等新加盟《论语》，另一方面不断推出新的专号，计有“鬼故事专号”（上下）、“家的专号”、“灯的专号”等等，不但作者名家荟萃，而且知识性、趣味性和现实针对性兼而有之，均颇具创意。而邵洵美几乎每期都用心撰写“编辑随笔”，《论语》成为邵洵美倾注心血最多的名山事业。

邵洵美

抗战爆发，《论语》于1937年8月1日出版第117期后被迫休刊。这一休就是九年余。抗战胜利后的1946年12月1日，《论语》在上海复刊（第118期）。复刊后的《论语》仍为半月刊，除最初五期由《论语》元老李青崖执编外，自1947年2月16日第123期起，邵洵美再次与林达祖搭档编辑，《论语》的邵洵美、林达祖时期得以顺利延续，直至1949年5月1日第176期。是年5月16日出版了第177期后，《论语》终于完成了其历史使命而寿终正寝。

《论语》的第二个邵洵美、林达祖时期，同样办得风生水起。不但许多《论语》“旧朋”一如既往继续支持，沈从文、顾仲彝、徐仲年、赵景深、许钦文等“新友”也加了盟，为人称道的《论语》编选“专号”的传统也得以发扬光大，“新年特大号”、“癖好专号”、“吃的专号”、“病的专号”、“复刊周年特大号”、“睡的专号”、“逃难专号”等等，一个接连一个，都编得有声有色。这些“专号”既关注社会现实，又贴近日常生活，有揭露，有调侃，有嘲讽，有针砭，大受当时读者欢迎。正如邵洵美自己所揭橥的，《论语》展示 “一种写作的态度”，[42]力求达到站在“老百姓立场”的“现在我国态度最纯粹的一种定期刊物”的目标。[43]后来的研究者也指出：“邵洵美最惊人之笔，是敢于在国民政府濒临溃败之际，决然地出一本《逃难专号》（1949年3月16日第173期《论语》），向这个末日王朝敲响最后的丧钟。”[44]凡此种种，使复刊后的 《论语》又成为1940年代后期上海文坛颇具影响力的杂志，与郑振铎、李健吾主编的《文艺复兴》和范泉主编的《文艺春秋》形成新的三足鼎立。

除了中途休刊九年余，《论语》前后存世七年半，总共出版177期，而且自始至终都是定期按时出版的半月刊，这在20世纪上半叶的文学杂志中是较为少见的。它同时也是20世纪上半叶上海出版期数最多的现代文学刊物。《论语》大致分为林语堂、陶亢德时期和邵洵美、林达祖时期两大阶段，两个阶段既先后承继，又各有特色。《论语》的创刊在当时是异军突起，又因倡导“幽默”而备受争议，但作为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主办的文学刊物，它还是坚持了自己的路，在中国现代文学期刊史上写下了浓重的一笔，也为现代文学多面相、多样化的发展提供了一种新的可能。

据1960年代的统计，当时国内收藏整套177期《论语》的仅有三家图书馆。[45]时光荏苒，而今若要查阅完整的《论语》恐更非易事。因此，上海书店出版社是次影印全套《论语》，可谓功德无量。希望此举能够推动民国文学期刊资源的发掘，进而推动中国现代文学史的深入研究。

（本文原刊于《厦大中文学报》2015年0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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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释

[1]梁实秋：《忆〈新月〉》，《文学因缘》，文星书店1964年版，第294页。

[2]徐志摩：《〈剧刊〉始业》，《晨报副刊·剧刊》，1926年6月17日第1期。

[3]梁实秋：《忆〈新月〉》，《文学因缘》，文星书店1964年版，第293页。

[4]新月书店1927年7月1日创办于上海，比《新月》的创刊早了7个月。陈子善：《新发现的新月书店史料》，《钩沉新月：发现梁实秋及其他》，中华书局2013年版，第161～168页。

[5]梁实秋：《读闻一多》，《梁实秋文学回忆录》，岳麓书社1989年版，第307页。

[6]王锦泉：《〈新月〉月刊出版日期考》，《中国现代文艺资料丛刊》第8辑，上海文艺出版社1984年版，第361～366页。

[7]陈梦家编：《新月诗选》（1931年9月新月书店初版），收入徐志摩、闻一多、孙大雨、朱湘、邵洵美、方令孺、林徽因、陈梦家、方玮德、梁镇、卞之琳、俞大纲、沈祖牟、沈从文、杨子惠、朱大枬、刘梦苇的诗，除了朱湘和已经去世的最后三位，其余诗人都在《新月》上发表过作品。

[8]梁实秋：《略谈〈新月〉与新诗》，《联合报》副刊，1976年8月10日。

[9]叶公超：《序》，《新月小说选》，雕龙出版社（台北）1980年版，第2～3页。

[10]梁实秋：《谈志摩的散文》，《新月》，1932年1月第4卷第1期“志摩纪念号”。

[11]余上沅主编的《晨报副刊·剧刊》1926年6月17日借 《诗镌》地位创刊，同年9月23日出版第15号后停刊。

[12]陈子善：《研究鲁迅杂文第一人——梁实秋》，《钩沉新月：发现梁实秋及其他》，中华书局2013年版，第169～182页。

[13]梁实秋：《忆〈新月〉》，《文学姻缘》，文星书店1964年版，第295页。

[14]梁实秋：《文学是有阶级性的吗？》，《新月》，1930年1月第2卷6、7号合刊。文中说：“从文艺史上观察，我们就知道一种文艺的产生不是由于几个理论家的摇旗呐喊便可成功，必定要有有力量的文学作品来证明其自身的价值。无产文学的声浪很高，艰涩难通的理论书也出了不少，但是我们要求给我们几部无产文学的作品读读。我们不要看广告，我们要看货色。我们但愿货色比广告所说的还好些 。”这就是“拿货色来！”论的由来。

[15]梁实秋：《略谈〈新月〉与新诗》，《联合报》副刊，1976年8月10日。

[16]佚名：《编辑后言》，《新月》，1929年3月第2卷第1号。

[17]佚名：《编辑后言》，《新月》，1929年4月第2卷第2号。

[18]此次讨论文字由胡适亲自编定《人权论集》，于1930年1月由新月书店出版，后数次重印。

[19]当时国民党北平、天津、青岛、江苏省和上海特别市党部纷纷“呈请中央”、“缉办胡适”、“查封新月书店”和“查禁”《新月》及《人权论集》，详见胡适1929—1930年间日记所录剪报。胡适等著：《人权论集》重印本附编《当局法令文书》，中国长安出版社2013年版，第189～203页。

[20]1930年2月5日《国民党上海市党部致新月书店公函》，《人权论集》重印本，中国长安出版社2013年版，第202页。

[21]罗隆基1930年11月4日被捕，后经胡适等营救当天即被释放。罗隆基：《我的被捕的经过与反感》，《新月》，1930年12月第3卷第3期。

[22] 《新月》1985年6月由上海书店影印时注明“（内部发行）”，《影印说明》云：“《新月》，月刊，徐志摩、罗隆基等编辑。1928年3月创刊，1933年6月出至四卷七期停刊，共出43期。是研究中国新文学运动中出现的资产阶级文艺社团新月社的重要资料。影印本合订七册。”

[23]一般认为，《论语》自创刊号起至第26期止，由林语堂主编。但邵洵美另有说法：“《论语》创刊于二十一年九月。最先的几期是章克标先生编辑的。后来他为了要专心撰著《文坛登龙术》，于是由孙斯鸣先生负责。到了十几期以后，方由林语堂先生来接替。”《一年〈论语〉·〈论语〉简史》，《论语》，1947年12月1日第142期（复刊周年特大号）。林达祖在《沪上名刊〈论语〉谈往》（上海书店出版社，2008年版，第20页。）第二章《〈论语〉的九位编辑》中也采用此说。

[24] 章克标：《〈论语〉半月刊》，《章克标文集》（下册），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3年版，第159页、第161页。此文中又提到画家张光宇、正宇兄弟，“一定会参加夜晚纳凉谈话会，但他们不写文章”。在另一篇《林语堂两则》中，他还提到林徽因也在《论语》“开始”时即参加了。《章克标文集》（下册），第394页。

[25]郁达夫：《继编〈论语〉的话》，《论语》，1936年3月1日第83期。

[26]语堂：《与陶亢德书》，《论语》，1933年11月1日第28期。

[27]章克标：《〈论语〉半月刊》，《章克标文集》（下册），第160页。

[28]林玉堂：《征译散文并提倡“幽默”》，《晨报副镌》，1924年5月23日。

[29]本社同人（林语堂）：《我们的态度》、《论语》，1932年10月16日第3期。

[30]语堂：《与陶亢德书》，《论语》，1933年11月1日第28期。

[31]五知：《瑶斋漫笔·新旧八仙考》，《逸经》，1937年4月20日第28期。文中称：“林语堂氏提倡幽默，他办《论语》，风靡一时。世人以在《论语》上发表文字之台柱人物，拟为八仙，林氏亦供认不讳。……至去今夏，林氏将赴美，其漫画杂志始有 《八仙过海图》，即摩登新八仙也。所拟为吕洞宾——林语堂，张果老——周作人，蓝采和——俞平伯，铁拐李——老舍，曹国舅——大华烈士，汉钟离——丰子恺，韩湘子——郁达夫，何仙姑——姚颖。此新八仙题名录，亦近年来文坛佳话也。”但 《论语》的林语堂、陶亢德时期（第1～82期），周作人并未撰稿。

[32]林语堂：《姚颖女士说大暑养生》，《无所不谈合集》（上），上海开明书店（台北）1974年版，第309页。文中称：“当时《论语》半月刊最出色的专栏就是‘京话’，编辑室中人及一般读者看到她 （指姚颖——笔者注）的文章，总是眉飞色舞。我认为她是《论语》的一个重要台柱，与老舍、老向（王向辰）、何容诸老手差不多，而特别轻松自然。在我个人看来，她是能写出幽默文章谈言微中的一人。”

[33]林语堂：《悼鲁迅》，《宇宙风》半月刊，1937年1月1日第32期。

[34]依次发表于《论语》，1933年2月16日第11期、3月1日第12期、3月16日第13期、6月1日第18期和9月16日第25期。

[35]即《通信（复魏猛克）》，《论语》，1933年6月16日第19期。

[36]鲁迅：《伪自由书·王化》注释（1），《鲁迅全集》第5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44页。

[37]施蛰存：《关于鲁迅的一些回忆》，《沙上的脚迹》，辽宁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第112～115页。

[38]鲁迅：《“论语一年”———借此又谈萧伯纳》，《鲁迅全集》第4卷，第582页。

[39]鲁迅1934年8月13日致曹聚仁函云：“语堂是我的老朋友，我应以朋友待之，当 《人间世》还未出世，《论语》已很无聊时，曾经竭了我的诚意，写一封信，劝他放弃这玩意儿，我并不主张他去革命，拼死，只劝他译些英国文学名作，以他的英文程度，不但译本于今有用，在将来恐怕也有用的。他回我的信是说，这些事等他老了再说。”《鲁迅全集》第13卷，第198页。

[40]郁达夫：《继编〈论语〉的话》，《论语》，1936年3月1日第83期。

[41]林达祖：《〈论语〉的九位编辑》和《我与邵洵美》，《沪上名刊〈论语〉谈往》，上海书店出版社2008年版，第20～91页。

[42]邵洵美：《编辑随笔》，《论语》，1947年2月16日第123期。

[43]邵洵美：《编辑随笔》，《论语》，1947年12月16日第143期。

[44]谢其章：《序》，《自由谭：邵洵美作品系列·编辑随笔卷》，上海书店出版社2012年版，第2页。

[45]即上海图书馆、中国人民大学图书馆和吉林大学图书馆，《1833—1949全国中文期刊联合目录》增订本，书目文献出版社1981年版，第123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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